在现实中，一时的好德容易兴发，难在贯彻始终。
(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)陶弘景在《养性还命录》中，要求人的生活起居合乎自然之道，切忌过分，应与自然保持平衡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
此僧不知《神农本草》、《黄帝内经》，惟善于起居得宜，饮食消息，患者在此寺中住三月半年，十愈八九，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，莫要于怡养性真，慎调饮食，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。气流则形和，气塞则形病。主张先饥乃食，先渴而饮。如久视伤血，久卧伤气，久立伤骨，久行伤筋，久坐伤肉。从这种对比中，可以看出道家的辩证思维对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，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。
如以酒为浆，溺于饮食，必定半百而衰也。自然医学是以自然界存在的东西（如空气、水、阳光和食物等）和利用人体本身的潜在能力（如睡眠、休息、清洁、希望、信仰）等，来保持或恢复人体健康的一门医学。（刘师培：《刘申叔遗书补遗》，万仕国辑校，扬州：广陵书社，2008年，第273页） [82] 郭子章：《黔记》卷三十九，赵平略点校，第874页。
然欧阳氏兹说，后人多已质疑辨误。[8] 罗绕典：《黔南识略·黔南职方纪略》卷三，杜文铎等点校，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300页。据此则不能不追问，何以阳明阅十有九月呕心沥血始成之作，竟要付之一炬，必自行焚弃而后快？《五经臆说》凡四十六卷，篇幅如此繁杂，以阳明居黔期间之人生经历、活动内容等等推之，殊难及时完成。崒嵂龙场冈，夙愿终当偿。
学者苦于闻见障蔽，无人头处，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。[132] 邹元标：《江右王门学案八·忠介邹南皋先生元标》，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》卷二十三，第539页。
事隔三十六年后的嘉靖十三年（1544），王杏入黔任贵州巡按史，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，予问之士民，对曰：‘龙场王夫子遗化也[28]。刊刻时间似当早于丘养浩嘉靖三年本。[146] 张新民：《明代黔中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：以嘉靖贵阳本〈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〉为中心的研究》，《孔学堂》2020年第3期。又见高野侯编：《古今尺牍墨迹大观》（第2辑），武汉：湖北美术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34—42页，叧可参阅刘咸圻：《推十书》增补全本丙辑肆，上海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337—1338页。
而未忘忧则说明其济世之心犹在，终为一有家国天下抱负的儒者。后出知潮州府，为京朝官十余年，晚年与陈文学唱和，撰有《逸老闲录》《逸老续录》。另可参阅《明耆旧传·陈文学传》，周作楫辑，朱德璲刊：道光《贵阳府志》卷七十，第1295页。而黔中王门作为阳明龙场悟道后最早产生的心学地域学派，无论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学术史的书写，都是决然不可轻易绕过或忽视的重要历史文化现象，即使置于全国范围内观察也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性意义。
[17] 钱德洪：《王阳明年谱》，王守仁：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三十五，王晓昕、赵平略点校，第1519页。尤其泰州学派学者罗汝芳经黔入滇，任云南右参政后，自觉天地万物一身，无不可教之人，政暇集士夫于书院，更端问难，响答如洪钟，人人虚往而实归[108]，继阳明黔中讲学及朱氏家族传衍推廓之后，进一步加快了儒学入边的历史发展进程，强化了儒家学说建构边地社会秩序所发挥的影响作用，阳明学也因此成为西南地方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精神思想资源[109]。
阳明在黔中讲学授业时，上述诸人尚为生员，因此无论席书身率贵阳诸生，以所事师礼事[114]阳明，或由其礼请阳明居文明书院为诸生讲知行合一之学[115]，他们作为亲灸受业弟子，都必然同列于门墙之内。[35]然阳明晚年致良知之说，实际亦有其早年龙场讲学活动之渊源。
[86] 王守仁：《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》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十九，王晓昕、赵平略点校，第856页。均可见无论身教还是言教，他都做了大量过化觉民的工作，并扩大了儒家思想和价值在夷区的传播范围。据此可知阳明及门弟子除前述之汤冔、叶梧、陈文学、李良臣外，有字号可考者尚有张时裕、何子佩、越文实、邹近仁、范希夷、郝升之、汪原铭、李惟善、陈良臣、易辅之、詹良臣、王世臣、袁邦彦、高鸣凤、何廷远、陈寿等人[99]。张新民，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、教授。早期黔中王门的第一代学人，主要以陈文学、汤冔、叶梧等三人为代表，较诸后来相继崛起的第二代学人孙应鳌（字山甫）、李渭（字湜之）、马廷锡（字朝宠）等，前者当称为前三贤，后者则应名为后三贤。因此，阳明在《赠朱克明南归言》中，便极力告诫他与黔中王门弟子，强调为学之第一要务，便是如何变化气质。
譬若千丈木，勿为藤蔓缠。所谓：杂入于禅，殆学文成者之过，非文成之失也。
冔至则裁决如流，税租不一指染[159]。[170] 黄宗羲：《泰州学案一》，《明儒学案》卷三十二，沈芝盈点校，第703页。
[158] 《明耆旧传·汤冔传》，道光《贵阳府志》卷七十，第1296页。[86]则真能入其室的弟子，除大型聚会参与听讲之外，必又随时随地得从其游。
阳明龙场驿丞任上规模较大的讲学，固然以书院杏坛为主要场地（详后），但阳明平时随时随地施教，则无论人数多少，不拘形式内容，均针对具体的个人身世处境及当下问题而展开，颇有时机化的生动活泼理趣与妙义，遂多有与学生切磋交流对话讨论之语[31]，诚乃真正因材施教、平易高明的教化者。（张廷玉等：《席书传》，《明史》卷一百九十七，第5202页）当一并参阅。今观阳明《龙场生问答》一文，后人以为乃贵州诸生从之游[32]，始有此精妙问答之作。考其父朱玑（字文瑞）乃贵州左参政，后升按察使。
即使真能做到神明之发，及其存养之纯，虽其天姿之高，亦由好学之笃[130]，不可能离开平时点点滴滴的工夫积累。因此，如果认真细绎上引硏几悟道是何人毫厘须遣认教真等句，则可识其在省城文明书院授业，如与席书私下论学，曾示以知行合一之旨，豁然有省，曰：‘朱陆异同，无事辨诘，求之吾性本自明[88]一样，针对其他入室亲炙弟子，亦必多有类似的启发式教学。
[57] 陈田辑：《王守仁》，《明诗纪事》卷十三丁签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第1293页。是时恰为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，在阳明学被官方打成伪学的严峻政治势态下，王杏以激劝边人为正当理由，仍坚持立祠以祭祀阳明，较之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周汝员建新建伯祠于越地，早了整整三年，是为全国最早的纪念阳明的祠祀。
见《艺文·诗类》，嘉靖《贵州通志》卷十一，第527页。清人更每每说他因俗化导，夷人喜，相率伐木为屋，以栖守仁[19]。
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晚明艺术思潮与心学理论研究（项目批准号：17BA020）阶段性成果。[89] 张新民：《论王阳明实践哲学的精义：以龙场悟道及心学的发生学形成过程为中心》，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18年第7期。即在阳明自己，也是早以文学进于道理，晚以道理发为文章[61]。四、培养精英：知行合一说的面授与传播 以龙冈书院的民间讲学活动为基础，阳明受官方邀请前往文明书院，遂凭借省会政治文化影响辐射中心的有利条件，进一步面向更多的受众倡导和传播其心学思想。
全国如此，贵州亦无例外。所谓二三子云云，即可见其人数必不多。
龙场乃贵州宣慰司辖下的驿站，其地尽属夷疆[8]，乃彝、苗、仡佬等族裔人群聚居区，夷多汉少，即儒家思想资源亦显得相对薄弱。[169] 谢无量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，《谢无量文集》（第2卷）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460页。
十分明显，阳明在其龙场驿丞任上期间，针对大、小两种文化传统的实际，展开了一系列的有教无类的教化实践活动，而所谓有教无类并非就是一刀切地不区分环境和对象。[169]即使高明卓荦如王艮（字汝止，号心斋），超拔圆融如王畿（字汝中，号龙溪），黄宗羲亦以跻阳明而为禅讥评之，更遑论至颜山农、何心隐一派，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[170]，虽勇猛决断之精神不能不说是痛快，但罔顾现实境遇亦难免滋生过激弊害，故历来皆有人视其为异端。